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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红木文化热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发布时间:2015-07-08 10:41:11 来源:www.cdchmw.com 作者:晓歌 点击: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大城红木古典家具历经了倒买倒卖(80年代)、破旧家具修复(90年代初期)、小作坊仿制(90年代中期)、初级成长(90年代后期)、快速发展(2000年以后)五个阶段,30多年的历程逐步形成了以南赵扶镇冯庄、小李庄、叶庄子、堤北等村街为中心,辐射全镇38个村街及临乡、临县20多个村街,拥有企业摊点1000多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大中小各类红木古典家具产品80万件(套)、年产值60亿元的集红木原材料集散、红木家具生产销售和红木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北方最大的红木古典家具产业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京作”红木家具的典型代表,享有“中国京作古典家具之乡、中国京作地域标志”美誉。吸引了京津鲁豫晋等地的众多商家和游客。而且呈现了日益繁荣的趋势。这种景象的出现,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一、历史渊源
      大城县堪称“千年古县”,历史悠久。商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末,战国初,归属齐国。地名徐州(又名舒州)。其含义为地域广褒平坦,秉性安徐。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伐齐,徐州由齐国改属燕国,更名平舒,除延续徐州地名外,又赋予人性宽恕之意。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设东平舒县,北魏登国二年(公元387年),县名去“东”字为平舒。五代郭威在现在的旺村镇郭底村安营屯兵,广顺初年起事成功,取代后汉建立后周,周世宗柴荣显德六年收复全县,改名大城。地名取威烈之义,以彰武功,意显示城防坚固,并作为后周发祥的纪念,沿用至今。
       大城自古出木、瓦匠已是不争的事实。明太祖洪武年间,郭底村的周荣任南京工部主事期间,开启了大城人营造明清红木古典家具的先河。明世宗嘉靖年间,旺村人梁材任户部尚书六年,协同郭勋修建两宫、七陵,诸多大城工匠进京献艺谋生。神宗万历年间,东陈村人李松,任兵部左侍郎巡抚辽东,与总兵李成梁同力抗击女真进范。得战功之前,先是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也与土木匠作结不解之缘。
       明清两朝,南北通货主要靠水运,子牙河从南赵扶码头距运河只有八公里,并入运河达通州上北京只有两天的路脚,沿河下天津卫,只用一天的路程。明末李自成攻破北京,清道光拆迁台头行宫,咸丰年英法联军烧掠圆明园,不少明清家具就顺着这条水路流落到大城境地。应该说,我们身边的这条子牙河与宫廷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道光年间,南赵扶镇冯庄村人张永贵就是顺着这条河走出大城闯关东,落户辽东海城。他的曾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咸丰年间,李贾村人李英泰也是顺着这条河进京当太监,后来成了著名的大总管李莲英。光绪年间,焦远庄村人焦盼也是顺着这条河进京,后来成了宣统皇帝溥仪的乳母,抱着三岁的小皇帝入宫登基的。
 
      另外,明清两代一些名门大族造就了一批官绅雅士。他们有的富可敌国。咸丰朝太平军北伐失败,林李残部自杨村突围,沿子牙河南撤。忠亲王僧格林沁率部追缴,白杨桥巨绅邓天一,助粮六千石,银三千两。有的势力通天,民国时期张思河人张绍曾家富学优,留洋日本,投身革命,民国二十三年官至国务总理。这些大宅豪门,领风气之先,购置保藏明清古典家具,不仅涵养了大城古典家具行业的底蕴,也为日后的发展铺垫了丰厚的基础。
      二、文化渊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依托、共同传承、共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它融汇了众多民族文化、思想和智慧、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理想信仰、精神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这些内在精神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化活动体现出来,表现为推进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础。用现在眼光看,随着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概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历史悠久而底蕴深厚,因兼收并蓄 而博大精深,因求同存异而源远流长,因推陈出新而独领风骚,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后盾。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大城人历来崇尚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仅诗文就可追溯到隋末唐初,其散见于县城周围出土的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解盛夫妇墓志及唐初邓明(东汉功臣邓禹后裔)刘纲(西汉武帝刘彻后裔)等墓志铭文里的词赋。到了明清两朝,大城县的诗文更加活跃,著述宏丰。据清光绪《大城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境内刊印诗文375卷。明万历兵部左侍郎李松和清咸丰翰林刘溎年吟出“莫把将军平等看”及“生有佳儿赴战场”等壮怀激越的爱国诗篇。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诗文不仅颇具浓厚的地域特点而且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比如,明朝王香屯村人刘大受遗有诗篇,西王祥村人王秉承著有《中甜斋诗草》等,到了清朝著作 更丰。仅北赵扶村刘氏族人就有九人的几十部著作之多,并出现了像刘钟英7岁能诗,一生游历大江南北,作诗5000余首,并著有《全唐诗补遗》30卷,为海内外学者所器重。另有诸多以文史见长的学人,如,王牛村人王植桐著《四书管见录》等,所著之文对县内古迹多有记述。到了民国时期梁建章的《儿童白话歌》以小作明大义被神州所推崇。另外,大城作为文物大县,“书画之乡”文物年代上起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价值较高的文物主要有战国铜剑、汉代“别部司马”铜印、汉代彩陶罐、东汉铜镜、汉代砖刻、汉代陶狗、汉代瓦棺葬、北朝李道德砖墓志、唐代四系瓷罐、宋代抄手式澄泥砚、明宣德款青花双凤碗、清乾隆茶绿釉茧形水孟等。书画更是远近闻名,历史上曾出现过像清道光年间的画蟹名家高僧释大空(南赵扶村人俗名杨全忠),米派画家李有泉,石谷派画家李广纪,虫草画家张闹、人物画家于维东及若干名宫廷画家。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著名画家邓毓怡、邓毓凯、王世琛等,尤以邓毓怡为桐城高足,其名入编中国权威书籍《中国美术家辞典》。书法艺术有清末刘开第(小流漂村人)书法作品名噪北方,民国时期邓毓怡(白杨桥村人)刘钟英(小流漂村人)遗墨尚香。同时,历代大城志书撰写也颇有成就。
 
      明隆庆五年(1571年)《大城志略》为大城县志之始。明万历九年(1581年)《大城县志》8卷,明崇祯年间(1628—1644)在原万历《大城县志》基础上进行增补,共8卷。清《大城县图志》(19卷)、清《大城县志》(新编,20卷),清康熙八年(1669年)《大城县志》8卷。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城志稿》20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城县志》12卷。民国二十年(1931年)《大城县志》50部。1995年版《大城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部通志。2011年版《大城县志》融合古今历史,以事系人多达900余名,随文照片50余幅。不仅这些,大城最为辉煌的仍属人为景观。比如:燕赵长城、汉参户城、塘泊堡垒、古郡八景。据载,大城自明朝即有“八景”之景观,依次为:钓台烟水(今西子牙河北村东北里许地方,传为姜子牙钓鱼台,实为后人为姜子牙立庙的地方)。文昌香雾(今西关村原大城中学前院地方,旧有文昌阁)。龙潭清漾(今祥和里一带,旧时每遇霖雨汇为碧波荡漾的景观)。蜡庙旷观(今新风路和南环路交接的西北地方,旧有八蜡庙,冈高可供游客登眺)。交河春澜(今交河村子牙河处,旧时河堤两畔桃红柳绿,河水萦回)。郭底西照(今郭底村东,因地势较高,夕阳西照,犹如晨景,又为宋时屯兵之处)。麟洼晓霞(今古文化街一带,相传有牛产麟,人不识,致死,葬于此地,旧时常年积水,每当破晓之时便红光满湖,仿若祥光)。凤台晴树(后赵时在郝庄一带,宋后移至今凤凰庄,旧时可供游人登高望远,怀古幽思)。明清时代,常有文人墨客游吟八景,并留下佳作。而凤台书院更是大城的骄傲。顾名思义取筑巢引凤,培育栋梁之意。始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凤台书院建成后,“延名师,立斋长,士得肄业,其中由是登贤书玉堂者,蒸蒸日上。”凤台书院历史虽不长,却培育了许多知名弟子,如邓毓怡、梁建章,皆成为我国近代历史的杰出人物。
      当然,形成大城红木文化热不仅只是历史与文化方面的原因,作为“千年古县”的大城雄踞冀中平原,西枕太行,东临渤海,燕南赵北,天府之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大城人热情好客、宽厚淳朴、聪明睿智,将明清家具作为一种文化在传承和发展,并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市场的需求,将古典文化与市场商情联袂经营,将明清京作家具制造营销运作的天工致巧地道益精,不能不说是大城人的聪明之举。相信随着投资100亿元,占地717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的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的落成,一个集红木交易、红木博览、精品拍卖、质量检测、研发设计、文物鉴定、仓储物流、名人收藏为一体的文化体验基地,为各地客商提供一个展示中华文化和红木生活方式的文化空间正在紧锣密鼓。这个大城人多年的梦想即将变为现实。
 
责任编辑:hon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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